1996年，北京一处普通居民楼里，60岁的李敏收到了一份特殊文件。文件涉及的不是职务调动，也不是工作安排，而是组织上准备给予她副军级待遇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意味着身份、待遇和晚年生活都将发生变化。
李敏看完后没有激动，也没有反复权衡。她只是把文件放回桌面，表达了自己的态度：“父母是父母，我是我。”这句话并非临时起意，而是她一生处理家庭身份与个人生活的基本原则。
她的父亲，是毛泽东；母亲，是贺子珍。这样的出身，注定让她无法像普通人那样完全避开外界目光。可从童年开始，她经历的恰恰不是优渥，而是长期的分离与漂泊。
1936年，李敏出生在陕北。那时革命环境艰苦，贺子珍后来前往苏联治病，年幼的李敏便由身边工作人员和当地群众照料。她对父亲的早期记忆并不完整，更多时候，父亲首先是许多人称呼的“主席”，其次才是家中的父亲。
1940年代初，李敏被送往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。那里接收过不少革命者子女，生活有统一的作息和管理。年幼的孩子要学习俄语，也要适应陌生的环境。她在那里生活多年，俄语一度比汉语更熟悉。
异国生活并不轻松。与母亲贺子珍见面的机会有限，父亲又远在中国。对一个孩子来说，最难承受的不是物质条件，而是无法时时见到亲人的孤独。李敏后来形成的安静、克制和独立，与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。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李敏回到中国。13岁的她抵达北京，第一次真正走近那位只在照片和别人谈话中听到过的父亲。毛泽东见到女儿，仍叫她乳名“娇娇”。一个家庭称呼，拉近了多年分离造成的距离。
但回到父亲身边，并不意味着她拥有特殊通道。毛泽东对她的要求很明确，学习、生活都要按普通学生的规矩来，不能借家庭关系谋取便利。她在学校住宿、吃集体食堂，日常往来尽量不显露自己的家庭背景。
父女相处的时间并不多，谈话内容也少有溺爱式的纵容。学习情况、群众关系、生活作风，往往比家长里短更受重视。李敏后来回忆，父亲常提醒她要低调做人，不能因为出身而把自己看得特殊。
1958年，李敏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，进入国防科研系统工作。她从事的是技术性工作，单位管理严格，周围不少同事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。她没有把“毛泽东女儿”当成名片，而是尽量让自己成为一名普通技术人员。
婚后，她与没有长期住在中南海，而是在北京普通居民区生活。骑自行车上下班，自己处理家务，邻里之间也保持着平实往来。这样的生活谈不上富裕，却是她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。
有意思的是，她越是希望摆脱那个显眼的姓氏，时代越可能把她推到人群中央。特殊年代中，她和丈夫的生活都受到影响，家庭关系也曾因为现实处境而变得艰难。她住在北京，却不能随意进入中南海探望父亲。
1972年至1976年，毛泽东身体状况逐渐恶化。李敏与父亲相隔并不算远，但见面次数十分有限。最后一次探望时，毛泽东已经病重，父女之间能够交流的话很少。老人问她为何不常来看自己，她没有把种种原因一一解释，只能握住父亲的手。
1976年9月9日，毛泽东逝世。对于李敏而言，这既是父亲离世，也是她与那个特殊家庭时代联系的一次断裂。此后，她更加少在公开场合出现，也不愿接受以“毛泽东女儿”为噱头的采访。
毛泽东留下的稿费问题，也曾受到关注。李敏与妹妹李讷的态度是，属于国家的财产不能由个人占有。她们没有把父亲的名望转化为私人利益，这与李敏长期坚持的生活准则是一致的。
因此，1996年的那份待遇文件摆到面前时，她的选择并不突然。副军级待遇代表组织上的照顾，但在她看来，父母的功绩不能自动变成自己的资历。她有自己的工作经历，也有自己的生活判断，不愿用父亲的身份替代个人责任。
晚年的李敏仍然生活低调。孔令华去世后，她住在普通居民楼中，平时深居简出。街坊只知道那里住着一位姓李的老人，待人客气，不摆架子。每逢特定日子，她会前往纪念场所献花，停留片刻后离开，不接受喧闹的围观。
她拒绝的，从来不只是一次待遇安排。更准确地说，她拒绝的是把家庭荣誉直接等同于个人价值。这个选择贯穿了她的求学、工作、婚姻和晚年生活，也解释了那句“父母是父母，我是我”为什么会被她说得如此平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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